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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述丨我如何拿到美国8大名校社会学博士offer(上)

信息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15-10-17
摘 要:

申请美国名校博士,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拿到美国8大名校社会学博士offer,到底是怎样的牛人才能做到呢?今天,百利天下留学小编为大家整理了牛人的申请总结,包括其本人的申请结果、背景条件、学术经历、名校分析等等。

关键字:

美国8大名校社会学博士,美国社会学博士

  亲述丨我如何拿到美国8大名校社会学博士offer!

  【善意提醒:此文超长,严重烧脑,不欲读博者,勿读】

  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写了这篇申请总结。一是给自己的本科生涯有个交待,二是因为近年来打算申请美国社会学PhD的中国学生不断增多,我也希望能将我这几年学术摸索道路中的一些思考和申请经验分享给以后的申请人。而我在这篇总结里想做到的,是超越我具体的背景,从我的学术经历和申请过程中挖掘出一些更有普适性的感悟、体会和建议。其中说得对或不对的,欢迎大家吐槽、拍砖。

  此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我的申请结果和背景条件。第二部分结合我过去的学术经历,分享了一些我对“做学术”这件事的初步认识和体会。第三部分是对美国主要的一些社会学顶尖PhD项目的鸟瞰式介绍,具体包括录取了我的八个学校,外加杜克和UNC(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第四部分谈谈我对申请准备过程中的一些技术问题的看法和建议。

  一、申请结果和基本概况

  录取: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西北大学(均为社会学博士项目)

  拒绝:无

  中止申请: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经济社会学博士项目(在拿到哈佛的录取之后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不会去MIT了,所以决定撤回申请)

  教育背景:国内高中毕业;杜克大学本科(社会学+数学专业,物理辅修),大四直接申请;14年暑假在密歇根大学参加ICPSR定量研究培训项目,上了四门课(回归分析、最大似然估计、结构方程模型、因果推断)且有成绩

  GPA:3.93

  GRE:阅读167+数学170+写作5.5

  研究兴趣: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比较历史社会学、混合方法

  研究经历:1)最主要的是一个独立完成的田野研究,论文在两个学术会议的panel上口头报告过,其中一个panel由Viviana Zelizer在14年美国社会学会(ASA)年会上组织并担任评议人(我的论文能进这个panel属于撞大运),这个研究后来也被我用作申请材料中的写作样本(writing sample);2)作为第一作者和我的导师高柏教授合写过一篇中文评论文章,发表在《社会》2014年第一期;3)另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定量研究,只在一位教授的推荐信里提到。

  推荐信:三封都来自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正教授。

  我个人猜测,站在录取委员会的角度,看过我的这份申请材料后大概会有如下感觉:一是比较全面没有短板;二是定量背景较强但以后想做比较历史,这里面内在的矛盾和张力比较吸引眼球;三是研究经历比较突出、写作样本也挑不出大纰漏;四是个人陈述写得较为动人(后面会说到)。

  二、本科学术经历回顾

  本科的第一个学期,我误打误撞地选了“社会学导论”,而那门课对我三观的颠覆是革命性的。记得开学的第一节课,老师抛出了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社会里养育孩子的责任由家庭和学校共同承担,而不是完全让每个家庭自己教育孩子,或是像斯巴达人一样把所有孩子都交出去集中抚养?婚姻制度为什么会存在?我们每天见面为什么要说“How are you”?之后的几堂课上,他带领我们用各种理论视角来分析这些问题。此间的震撼之处在于,这些看起来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事物,之前我从来没有把它们当作问题。

  如果说这门课教给了我什么道理,那么就是:所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比如学校、婚姻),都是在过去的社会发展中经历了无数变迁、在各种社会力量不断的碰撞和妥协之下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所有那些让我们觉得天然正当的观念(比如“公平正义”、“男女有别”),都是这个社会用一整套复杂的机制在我们脑海中不断强化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建构”。而社会学的意义,就在于挑战一切“理所当然”、在所有的社会现象背后问个“为什么”。这对于一个刚走出高中校门,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而又充满好奇的大一学生来说,实在太吸引人了。

  而另外一个促使我选择将社会学当作专业的因素是,在刚刚走出信息高墙之后的第一年里,我经历了巨大的“信息地震”。那时的我力图像海绵一样拼命吸收所有貌似在墙内得不到的信息,在推特上关注了许多维权律师、民运人士、宪政学者。虽然我那时所秉持的政治价值观在今天来看有些无脑(这并不是说今天的我对社会现实不持批判态度,只是自认为批判的段位大有提高),但这些信息来源大大拓展了我对中国社会的阴暗面和复杂性的认识。而在那时的我看来,社会学就是帮助我深入理解这些阴暗面和复杂性的最好工具。

  而在学习社会学、或者说更广泛地接触社会科学的这几年里,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对自己的认知和定位正在逐渐向一个真正的“社科学人”、或者说“严肃知识分子”的方向靠拢。这种变化的具体内涵,大概可以归结为两个维度:学术品位和问题意识的形成、基本研究能力的培养 。

  学术品位和问题意识的形成

  所谓“学术品位”或者“问题意识”,其实就是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样的研究能让自己发自内心地激动不已、血脉贲张?什么样的问题能点燃自己饥渴的研究欲望?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学者对自身的身份定位的基本组成部分。确定了这一点,也就确定了自己搞学术究竟是为了什么,也就有条件让自己在纯粹的学术热情支撑下渡过许多难关。

  我第一次感觉到“学术品位”问题的重要,是大二上学期在上社会学研究方法课的时候。那个课上我们读了一堆在我看来十分无聊的研究:一个人的容貌如何影响其社会流动性、什么样的夫妇容易离婚、中学里的性关系网络是怎么形成的,等等(我不是说这些研究没有意义,但只不过不是我的菜)。当时的我感受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局限:社会学就是做这些小鼻子小眼的东西吗?我还学它干什么?难道就没有些更大、更有意义的问题可做?

  带着这些问题,我去求教了我的专业导师高柏教授(高老师在这几年里对我帮助极大、影响深远,后面还会讲到):今天的社会学界到底还做不做那种“大”问题?在高老师建议下,我去看了他写的两本著作:一本讲日本在二战后三十年的经济政策制定,是如何秉承“发展主义”的精神内核、根据不同的外部局势而调整具体的政策工具;另一本讲支撑日本二战后三十年经济腾飞的经济制度框架,是如何在80年代初世界经济环境剧变后反而成了日本经济发展的阻力。当时我不知道这就叫“比较历史社会学”,也不知道这样的研究问题在日后会成为我的真爱,但在当时,这两本书对我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看吧,社会学里有人研究那些不小鼻子小眼的问题,而且还能研究得好——概念逻辑清晰、经验分析扎实。

  当时的我,在看新闻的时候会特别关注像强拆、上访、罢工、邻避运动这样的消息,因此对广义上的“抗争性政治”很感兴趣,也看了大量的应星、于建嵘、李静君(政见团队曾对李老师做过访谈)以至于Charles Tilly(仅限于他社会运动方面的工作)、Doug McAdam、赵鼎新等学者的作品。但渐渐我就发现,其实我所感兴趣的,并不是“集体行动如何动员”、“什么决定了抗争事件的成与败”这样“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抗争性政治背后反映的更加深刻的社会走向是什么。换句话说,我感兴趣的并不是抗争性政治本身,而是抗争性政治背后的国家-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同时和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干预行为密切相关——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元问题”。从那时候起,一种模糊的感觉开始出现: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在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交界地带,是在“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上。而这种感觉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政见团队给了我许许多多拓展眼界的机会。

  而就在我问题意识开始形成的关键时期,我遇到了另外一位对我影响甚巨的老师——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沈爷反复主张,社会学工作者要去抓住那些中国社会的“真问题”。沈爷眼中的“真问题”,在我看来有两层含义:一是那些和中国社会发展命脉直接相关的大问题、那些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最为重要的问题;二是要以批判的精神关注社会现实中的阴暗面、为弱势群体发声,努力做到speak truth to power。而“国家-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无疑就是这样的“真问题”。

  而对我而言,这一领域的另外一层激动人心之处在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永远有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可能。对于有些领域来说,基本的理论框架已经形成,再往后的研究只有些小修小补的意义,要做出颠覆性的工作是十分困难的。但针对“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研究,因为研究问题本身往往格局宏大,总能直指社会科学中最为核心的基本概念、和学术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重要理论讨论对上话,因此往往能加深我们对于最根本的理论问题的理解。正因为此,这一领域也不易出现那种仅仅验证或证伪常识的无聊研究。

  而对于这样的研究问题,必然有一种特定的研究取径与其搭配。“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内在逻辑,往往要在历史语境下才能看清楚,需把时间维度加进来,考察经济制度、政治格局、社会结构随着时间推移如何发展、互动;同时,这样宏大的问题,通常也不是讨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就能讨论明白的,总是需要显在的或隐含的多案例比较。而比较历史社会学,提供的恰恰就是这样一条研究取径(政见团队介绍过的两个和政治转型有关的研究,就是很好的例子)。循着这样的思路,我开始搜集、阅读比较历史社会学家们的著作,既包括老一辈的Barrington Moore、Theda Skocpol、Charles Tilly(他在“现代国家的形成”方面的工作)等人,也包括晚近的Frank Dobbin、Monica Prasad、Greta Krippner、Marion Fourcade、Andreas Wimmer等等。这些研究看得越多,我越是确信:自己想做的,就是这样的研究——我还记得,在阅读Monica Prasad的The Land of Too Much一书(政见曾介绍过这一研究)时,那种全程屏住呼吸、心跳加速的巅峰体验,掩卷之后不仅叹道:要是能做出这样的研究,死也值了!这些研究不仅让我体验到了智识上的极大愉悦,也帮我树立了信心:看吧,当代社会学界有这么多人都在做我感兴趣的研究,而且他们的研究工作确实能受到主流学界的认可。

  当然,在比较历史社会学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研究风格。有些学者追求逻辑上的严谨和精确,一定要在历史叙事中挖出一丝不乱的逻辑线来;而有些学者更尊重历史的混沌性和随机性,倾向于保留历史叙事的复杂原貌而不进行过度抽象。我个人似乎更像是追求逻辑清晰的那一款,而这真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 在我阅读那些顶级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时,常常把自己想象成研究者本人,体会她们是如何一步步把一个研究做到呈现在我眼前的样子的。而在这过程中,我能深刻感到,做出好的比较历史研究是一件多么富有挑战的事情:首先,得在浩如烟海、极易让人迷失的历史档案中把历史叙事搞清楚;其次,要对历史叙事进行概念层面的抽象,建立清晰的分析框架,捋出深层的历史机制;最后,还得把分析框架上升到理论层面、和社会科学中最为核心的“母题”对上话,从而阐明研究工作的理论洞见为何。这一过程,实在太难,而这种难度,也恰恰是比较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回顾自己学术品位和问题意识渐渐形成的过程,很让我庆幸的一点在于,整个过程不是由某些具体的研究经历主导的,而是自己相对独立地阅读、观察、思考的结果。大部分社科学生在本科、硕士阶段的研究经历中,研究些什么问题、研究做成什么样子,往往极大地受现实条件限制,甚至常常是由机缘巧合的偶然因素决定的(我本人就是)。如果被这些具体的研究经历限制了未来的研究兴趣,实在是太过遗憾。我真正怀有热情想做的研究,在本科阶段从未做过;而我在本科阶段所做过的研究,让我对“什么叫做学术研究”有了理解,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但并未直接反映在我今后的研究兴趣上。

  讽刺的是,在我自身的学术品位和问题意识渐渐明晰之后,我反而对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的研究取向有了更大的包容心。那些原来让我觉得“无聊”的研究,我依然还是会觉得无聊,但我并不会因为自己觉得无聊就鄙视那些研究,更不会因为自己觉得无聊就不去读那些研究,甚至能暂时抛下自己的偏见去细细琢磨那些研究的价值而在。给政见写稿的过程,本身也“鞭策”我不断拓展自己的阅读广度、介绍不同内容和风格的研究。这其中的道理,可能是因为自己已经有了“主心骨”,所以不怕其他“无聊”的东西扰乱自己的心智,从而能够拿出轻松的心态面对它们。

  基本研究能力的培养

  大二下学期,我在高老师的指导下读了Monica Prasad的The Politics of Free Markets一书,那是我第一次真正学会如何阅读和理解一个宏大、复杂的经验研究。虽然这算不上是一个研究经历,但它对我积累研究能力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我做过的独立研究。读懂一个经验研究其实是很难的,尤其是比较历史研究:如果不是阅读过程中脑子特别清楚的话,很容易分辨不清哪里是作者提出的问题、哪里是作者用来解答问题的概念框架和抽象机制、哪里是具体的基于经验材料的历史故事、框架和故事之间是怎么对接的。这让我在第一次阅读完这本书之后,感到十分不得要领、云里雾里。

  在和高老师一次次的讨论中,在一遍遍反复阅读中,我逐渐学会了理解一个研究的正确方式。看一个研究,首先要抓的是“因变量”——作者要解释的事情是什么?这个被解释的对象在不同的案例里有什么区别?作者是怎么测量这些区别的?先搞懂了作者要解释什么,接下来才能弄明白作者是用什么因素——也就是“自变量”——来解释她要解释的东西。顺着这样的思路去思考,这些“自变量”在不同的案例里有什么不同?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有什么不同?作者是如何测量这些不同的?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几个自变量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导致这些关系得以确立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这些机制在时间维度上如何展开?把握住了变量、关系、机制,才能说是把握住了一个研究的解释框架。在此基础上,再去细读作者讲的历史叙事,看概念框架和具体叙事是否贴合。这又是一件让我感到十分庆幸的事:在真正独立地做研究之前,我已经对“打开一个研究的正确方式”有了初步的理解。给政见交租的压力,也“裹挟”着我这两年不断强化这种理解:一方面,对于有些相对艰深的研究,只有抱着“要交稿”的心态,才能逼着自己读下去;另一方面,如果要把一个研究介绍得到位,非做到把研究吃透不可,一点懒都偷不得。

  大二暑假,我开始尝试自己的第一个独立研究课题,进入河北的两个历经农村工业化后形成的产业集群进行田野调查,重点看这些产业集群内部的民间金融制度安排。做田野自有做田野的极大挑战和极大刺激,此处先不赘述(具体可见《背上包,去田野》)。而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用好田野材料,做出一个好的研究来。想做出一个质量很高的定性研究,真的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首先面对的就是:从田野里收上来的材料往往包罗万象,纷乱不堪,毫无头绪,你能不能想清楚自己应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能不能对“现象”进行最基本的分类和归纳总结?这些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极难。有了这些对于田野材料的最基本逻辑处理,才能围绕研究者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捋出来田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的。这应该算是一个田野研究的第一步:从极为混乱的原材料中,拎出一个清晰可辨的“故事”来。

  当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完成了这一步、带着一个关于“农民企业家如何给自己找钱”的故事激动不已地回到学校之后,和高老师第一次见面就被泼了冷水。高老师其实就说了俩字儿:“so what”?是啊,光讲一个故事有什么意义呢?别人为什么要听你讲故事呢?对于大多数基于田野的案例研究,仅仅做到“描述”这一步是没有价值的;如果要让研究有价值,必须是以“解释”为目的。回到田野原材料中,我慢慢摸索:那个值得被解释的puzzle在何处?既然是两个案例的比较,那能不能在这两个案例之间找到一个有趣而又重要的区别?光是找这个“因变量”,就花了我一个月;而只要找到了它,就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有了一个明确的研究问题戳在那里,整个研究的方向也就有了 。

  接下来,回到田野材料中,看看用什么东西(“自变量”)可以解释这个puzzle?这个东西能用什么概念去命名?如何测量?而更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具体机制使得“自变量”的不同表现导致了“因变量”上的不同结果?这个时候,脑子里就有了一个“地图”,地图上的节点就是各个“变量”,节点之间有清晰的连线关系,每条连线后面都有具体的机制。我历经了几次大的推倒重来,才从具体的“故事”里抽象出这个简洁、完整而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也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用变量思维做定性研究”。

  再之后,便是广泛地阅读理论文献,思索自己的这套经验分析能和什么理论对上话。对于定性案例研究来说,寻找理论意义的最简便途径往往是通过 “负性案例法”(negative case method)——自己的个案可以挑战什么主流理论(既“XX理论如何解释不了自己的puzzle”)?但光指出这一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更考验研究者功力的,是指出如何“改进”主流理论(如概念的拓展、适用范围的明确、新变量的引入、结论的修正)以增加理论的解释力。做到这一步,才能谈得上自己的研究有理论贡献。同时,借用理论文献中已有的概念,可以帮助自己更清晰简洁地描述解释框架和因果机制,并在理论和自己的研究之间营造出“对话感”:用理论看自己的案例——理论无法解释自己的案例——自己的案例应该如何解释——这说明现有理论应该如何改进。

  当我确信自己真正把这个研究做明白了的时候,是在自己能做到“三个一句话”的时候:一句话说清楚自己的研究问题;一句话说清楚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一句话说清楚研究的理论意义。做到这一步,让我觉得自己还不算太对不起这个研究后来收获的认可和好评。但打通这一个个关节的过程,实在是艰辛得很。唯有如此艰辛,才能让我懂得真正的“学术研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大三下学期和暑假,我又在Angel Harris教授的指导下做了一个家庭社会学方面的定量研究。我对这个研究领域毫无兴趣,目的只为体验一下定量研究是如何操作的。而整个研究的过程也十分不像话:先拿到数据,然后看数据里的变量之间有什么问题可以分析,跑数据,思考如何解释数据结果,然后把这些解释以理论演绎和“假设”的方式写出来,最后写成一个假冒伪劣的“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的定量研究。毫无疑问,这与定量研究的标准流程背道而驰。但从这个研究经历里,我再次体会到了“想法”、或者说是“理论”的重要性:跑数据谁都会,真正见功夫的,是想清楚将数据分析放在什么理论框架中进行。定量研究的洞见,不在那些充满数字的表里,而在数据分析之前的理论讨论和从理论推演出假设的过程之中。

  结语

  回过头来看,我本科这几年的“学术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个由读书(包括读论文)、学做研究和瞎琢磨组成的过程。而在这个不断摸索的过程中,我慢慢形成了自己认识这个世界的思维方式,也开始思考一些更加抽象的认识论问题。我逐渐懂得了,社会科学里不存在大一统理论,认识世界要从寻找现实问题出发;我日益相信,“因果推断”是不能脱离因果机制的建立而单独存在的;我慢慢意识到,和形式建模相比,从田野里和史料里挖掘出来的因果机制更能说服我;我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厌恶与日俱增。

  同时,我也开始尝试初步地思考:宏观层面的结构力量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中层机制在社会科学里变得越来越重要、具体的经验研究和抽象的概念母题之间如何对话、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怎么结合、演绎思维和归纳思维分别和什么研究方法对应、社科研究应该或能够在何种意义上做到“价值中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里面的许多问题,在当今社会科学界并无共识,甚至永远也无法达成共识,但至少在我看来,是否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社科人”的标志。对于想做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我来说,在以后的学术生涯里更是注定要不断被这些问题折磨。

  其实,越是思考这些问题、越是阅读那些优秀的研究,越是能意识到自己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科学者”差得还有多远。在我接到录取以后、去各个大学参观访问之时,那种心虚感一直笼罩着我。自己现有的对社会学、社科研究的粗浅认识,实在不足以支撑我做出那些让我激动、崇敬的研究。我期待在博士期间获得更大的智识上的成长——当然,这种成长也是建立在本科阶段打下的地基之上的;已经形成的学术品位、问题意识和思维方式,决定了今后自己学术人格的发展将遵从什么样的轨迹。这,也算是一种“路径依赖”吧。

  记得以前,当别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学社会学”的时候,我还努力想出种种理由来解释。但好像自从大三的某个时刻开始,我就放弃了解释的努力,只用一句话来回应:“因为真爱啊”。本科期间的学术经历,也让我有底气说这句话。几年里,我体验过各式各样的和学术有关的痛苦,无论是读到一堆无聊研究时候的沮丧、看不清真正的学术兴趣之时的迷茫、面对一本经典著作死活读不懂的痛苦、考虑找教职前景时候的灰心,更别提一切和做研究有关的孤独、纠结和绝望。但在见识了这些学术生活最丑陋的面向之后,我还是愿意去拥抱它。我猜,这种热爱来自于一种十分原始的冲动:那种面对社会现实中种种puzzle时的好奇,那种读到大牛前辈的天才研究时的激动。我愿意和这些极为聪明的脑袋对话,我愿意让这些高级而纯粹的智慧充斥我的生活,我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做出那种让我激动的研究,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可以。

  未完待续。

  以上是百利天下留学专家为大家介绍的如何拿到美国8大名校社会学博士offer,希望能对申请者有所帮助。如果有疑问或者感兴趣的话,可以打免费电话400-890-6000咨询百利天下留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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